寻找活路
乡村教师的艳情,寻找活路
跟爸爸妈妈住一起，轻松了许多，心里豁然开朗，不管外面遇到多大的难事，只要回到父母身边，一切似乎云开雾散，我暂时放松了自己。1
今年是个丰收年，雨水多，庄稼长得旺，我每天跟着父母去拔麦，毒辣辣的太阳火一样燎烤着大地，浑身被汗水湿透了，我干脆脱去衣服光着膀子，钻在齐腰深的麦浪里拔着，感觉浑身是劲，我能做的，就是尽量多干点，替父母减轻点负担，算是对两位长辈的补偿吧。
母亲看见我锁骨上缝针的痕迹，心慌得忙问咋回事，我谎称游泳时不小心划的，母亲心疼地抚摸着伤痕，一遍遍叮咛我，以后一定要小心，我歉疚地点头答应。我受伤住院的事，我打算一直隐瞒下去，我怕两位长辈替我担心。
老家地广人稀，广种薄收，家里十几亩小麦拔完后，我两个手掌已经完全展不开，手心满是被麦秆拉破的血道子，但我一点感觉不到痛，我明白，**的疼痛远不及心里的伤痛。
麦子拔完后，没过几天，我又帮父亲把麦田里的麦子拉到了打麦场榛。
看到我拼命干活，邻居都夸我，知识分子干起活来一点不比农民差，我说做个农民其实挺好的，只要有钱花，虽然身体累点，但没那么多烦恼。他们骂我说的是屁话，有钱还种什么地呀，躺着吃得了，给个县长都不当。
地里的庄稼收拾利索后，我该走了。即将离开温暖的家，离开爸妈，心里很留恋，说实话我不想离开，但是我必须得走，前方很迷茫，我得去闯一闯,我不能让父母养着。我只有二十二岁。
我又背起行囊，揣着沈冰的那本《红楼梦》，提着妈妈给我烙的大饼，离开了家叶。
我走时，一向坚强的爸爸眼眶里擒满了泪花，妈妈成了泪人。可能两位长辈已经料到了我此去路有多艰难，要受多大委屈，有多少磨难等着我。
妈妈拉住我的手，流着泪说：“儿子，如果外面太苦，就回来。”
爸爸腰板挺得很直，声音颤微着说：“儿子，放心去吧，记着，你有家，还有个歇脚的地方。”
我猛得转过脸，热泪狂涌，砸在干涸的黄土地上，大步离去。1
我知道，我无法主宰命运，我只能主宰自己，我没有退路。
我站在银州车站，跟昔日来银州时的心情截然不同，望着林立的高楼，熙攘的人群，满街的车流，心里一片茫然。昔日来银州时，我只是一个匆匆过客，对这座大城市没做过多的思考和关注，如今我又来了，身份变了，我变成了一个漂泊者，准确说是找活路的人，兜里只揣着两千元钱。我心里有一个梦，我不知道这个梦离我有多遥远，有多虚幻和真实，我必须去一点点靠近，不论付出多大代价。
此刻，这座城市给我很多压力，陌生得很，我必须先熟悉它，融入进去。
突然我肩膀上被人拍了下，我猛的回头。是王超和马汉，就是那个曾经打伤我，被我制服后修桥的那两个小流氓。真是怕啥来啥，此刻我最不愿见的就是熟人，却偏偏碰上了这两个，我有点尴尬。看来两人学乖了，红头发剃掉了，留起了小平头，挺精干的。
“路老师，你怎么在这儿呀？”王超和马汉看着我背着的提着的，全是包包蛋蛋，挺吃惊的样子。
“我辞职了，来银州找活路。”我有些不好意思地说。
“是真的呀？我们只是听说，镇上的人都挺替你想不通的，好好一份工作说丢就丢了，现在外面打工他妈也不容易，挺累挺他妈受气的，您能受得了吗？”两人都有点同情地说。
“你们能干，我一定能干。”我坚定地说。
王超凑过来，讨好的口气说：“听说你是被银行他妈的那个女人逼走的，那个***货你走后就结婚了，现在全镇都在骂她，那婊.子就他妈欠抽。”
“闭嘴，不许背后骂人。”我立刻拉下脸，制止了王超。
看到我有点生气，两人连忙打住，笑嘻嘻问：“路老师，您住哪儿？工作找好了没？我们送您。”
“没呢，这不刚下车吗。”我回答。
“走走走，先到我们那凑合一宿，明天等您找好地了再搬过去。”两人不由分说，背起我的大包小包，我无奈，只好跟着他俩乘公交车，七拐八拐来到他们的工地。
王超马汉也是刚收割完麦子来到银州，农闲时出来打工的。
当晚我住在他们工棚里，里面两层大通铺，能住三十多人，时值正夏，天气闷热，由于干完活没地方洗澡，整个屋子弥漫着一股臭汗味。另外，工棚外面宽阔地上全是晒着的大粪，一股股臭味直接从窗户和门缝灌进来，熏得头有点眩晕。王超说大粪是专门从城区公厕里掏来的，晒干后卖给郊区农民做农家肥。
睡到半夜，工棚里鼾声大作，成群结队的蚊子在头顶嗡嗡飞个不停。
第一次跟农民工住一起，让我真正体验到他们生活环境的恶劣。
我一夜未眠，其实从天黑到天亮我一直都在跟蚊子周.旋。我进蚊退，我退蚊进。刚闭上眼，蚊子就落在额头山，猛得伸手去拍，却又飞走了。
第二天一大早我逃跑似的跑出来，到了市区买了份报纸，看房屋出租信息。
实地看了十几处，经过艰辛的讨价还价，最终每月一百元价格租到了近郊农民二楼两间房，一间用作厨房，另一间可做卧室。
回到工地，我问王超马汉可不可以跟我一起干，做个小生意，资金由我出。
王超马汉之前游手好闲惯了，对工地的苦活累活早就厌恶了，听我这一说，马上一拍即合，跟着我一起搬过来。
次日我领着两人去几个批发市场转悠，了解市场行情。看了好多商品，最后买了十套价廉物美的仿紫砂壶，然后拿到闹市区，在人行道上支起摊子，把紫砂壶摆出来。
第一次摆地摊的确有点拉不开面子，妈的，总感觉人们都用鄙视的眼神看着我，我让王超马汉守摊，自己远远地看着。
紫砂壶外观很漂亮，许多路人好奇地停下来把玩，连称好看，但到掏钱时都摇着头走开了。
从中午到天黑，总共卖掉了一件，还是批发价卖出的。
王超马汉垂头丧气地回到屋子，大骂城里人真他妈不识货，太抠门，我也有些灰心丧气，但还是劝说他俩要耐心，也许我们的进价有点高。
三人啃了几口大饼，就睡去了。
第二天，王超继续去路边叫卖紫砂壶，我跟马汉去批发市场批了些袜子，摆在路边叫卖。
一天下来，紫砂壶没卖出一套，倒是袜子卖出了许多，可是利润实在太少。回去一算，只挣出了三人的饭钱。
王超马汉又是一通牢***，骂骂咧咧地称摆地摊还不如西关卖鸡蛋的老太太呢。
此后一周，我们我们批了各种各样的小百货，有纱巾，有皮带，女士包等，每天都在闹市区摆摊，最后算下来，利润只够我们的吃饭钱。
而屋子里已经堆满了大包小包的货。我清点了身上的钱，总共不到伍佰元。我心里暗暗焦急。
王朝马汉有点不好意思，吞吞吐吐说不想干了，实在太累，还挣不到钱，这段时间所有的费用都由我负担，怕再干下去，连我吃饭钱都搭进去。
看来这样下去的确不是个办法，也许我还不了解城市人的生活习惯，我对商品的定位和城市人消费观念在判断上出现了偏差，初来乍到，太不了解他们了。
王超马汉走后，我一头扎进报纸堆里，每天买好几份报纸看大量的招聘信息，白天奔走在各个招聘单位之间，晚上还得出去摆地摊，处理剩余的商品。
我消瘦了许多，中午一碗牛肉面，晚上回去煮一碗挂面，草草填饱肚子，又匆匆扛着包出去摆地摊。每天基本上夜很深才回来，又累又饿，一头扑倒便睡着了。
又一周过去了，我的应聘情况毫无进展，每次给中介机构交十元费用，他们介绍过去，招聘单位总是推三诿四，找各种各样理由拒绝，花去了一百多元应聘费后恍然明白，原来中介机构跟招聘单位沆瀣一起，专门欺骗应聘者，收取介绍费。
真他妈黑，这种昧心钱都赚。
身上的钱一天天减少，我心里非常焦急，满街墙壁上、公交站亭上、电线杆上贴出来的野广告，都成了我关注的目标。有天我看到电线杆上一个小广告，婚介所招聘一名懂英文的秘书，要求男性，年龄不限。我赶忙按着地址找过去，交了十元面试费后，我走进去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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跟爸爸妈妈住一起，轻松了许多，心里豁然开朗，不管外面遇到多大的难事，只要回到父母身边，一切似乎云开雾散，我暂时放松了自己。1
今年是个丰收年，雨水多，庄稼长得旺，我每天跟着父母去拔麦，毒辣辣的太阳火一样燎烤着大地，浑身被汗水湿透了，我干脆脱去衣服光着膀子，钻在齐腰深的麦浪里拔着，感觉浑身是劲，我能做的，就是尽量多干点，替父母减轻点负担，算是对两位长辈的补偿吧。
母亲看见我锁骨上缝针的痕迹，心慌得忙问咋回事，我谎称游泳时不小心划的，母亲心疼地抚摸着伤痕，一遍遍叮咛我，以后一定要小心，我歉疚地点头答应。我受伤住院的事，我打算一直隐瞒下去，我怕两位长辈替我担心。
老家地广人稀，广种薄收，家里十几亩小麦拔完后，我两个手掌已经完全展不开，手心满是被麦秆拉破的血道子，但我一点感觉不到痛，我明白，**的疼痛远不及心里的伤痛。
麦子拔完后，没过几天，我又帮父亲把麦田里的麦子拉到了打麦场榛。
看到我拼命干活，邻居都夸我，知识分子干起活来一点不比农民差，我说做个农民其实挺好的，只要有钱花，虽然身体累点，但没那么多烦恼。他们骂我说的是屁话，有钱还种什么地呀，躺着吃得了，给个县长都不当。
地里的庄稼收拾利索后，我该走了。即将离开温暖的家，离开爸妈，心里很留恋，说实话我不想离开，但是我必须得走，前方很迷茫，我得去闯一闯,我不能让父母养着。我只有二十二岁。
我又背起行囊，揣着沈冰的那本《红楼梦》，提着妈妈给我烙的大饼，离开了家叶。
我走时，一向坚强的爸爸眼眶里擒满了泪花，妈妈成了泪人。可能两位长辈已经料到了我此去路有多艰难，要受多大委屈，有多少磨难等着我。
妈妈拉住我的手，流着泪说：“儿子，如果外面太苦，就回来。”
爸爸腰板挺得很直，声音颤微着说：“儿子，放心去吧，记着，你有家，还有个歇脚的地方。”
我猛得转过脸，热泪狂涌，砸在干涸的黄土地上，大步离去。1
我知道，我无法主宰命运，我只能主宰自己，我没有退路。
我站在银州车站，跟昔日来银州时的心情截然不同，望着林立的高楼，熙攘的人群，满街的车流，心里一片茫然。昔日来银州时，我只是一个匆匆过客，对这座大城市没做过多的思考和关注，如今我又来了，身份变了，我变成了一个漂泊者，准确说是找活路的人，兜里只揣着两千元钱。我心里有一个梦，我不知道这个梦离我有多遥远，有多虚幻和真实，我必须去一点点靠近，不论付出多大代价。
此刻，这座城市给我很多压力，陌生得很，我必须先熟悉它，融入进去。
突然我肩膀上被人拍了下，我猛的回头。是王超和马汉，就是那个曾经打伤我，被我制服后修桥的那两个小流氓。真是怕啥来啥，此刻我最不愿见的就是熟人，却偏偏碰上了这两个，我有点尴尬。看来两人学乖了，红头发剃掉了，留起了小平头，挺精干的。
“路老师，你怎么在这儿呀？”王超和马汉看着我背着的提着的，全是包包蛋蛋，挺吃惊的样子。
“我辞职了，来银州找活路。”我有些不好意思地说。
“是真的呀？我们只是听说，镇上的人都挺替你想不通的，好好一份工作说丢就丢了，现在外面打工他妈也不容易，挺累挺他妈受气的，您能受得了吗？”两人都有点同情地说。
“你们能干，我一定能干。”我坚定地说。
王超凑过来，讨好的口气说：“听说你是被银行他妈的那个女人逼走的，那个***货你走后就结婚了，现在全镇都在骂她，那婊.子就他妈欠抽。”
“闭嘴，不许背后骂人。”我立刻拉下脸，制止了王超。
看到我有点生气，两人连忙打住，笑嘻嘻问：“路老师，您住哪儿？工作找好了没？我们送您。”
“没呢，这不刚下车吗。”我回答。
“走走走，先到我们那凑合一宿，明天等您找好地了再搬过去。”两人不由分说，背起我的大包小包，我无奈，只好跟着他俩乘公交车，七拐八拐来到他们的工地。
王超马汉也是刚收割完麦子来到银州，农闲时出来打工的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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王超马汉之前游手好闲惯了，对工地的苦活累活早就厌恶了，听我这一说，马上一拍即合，跟着我一起搬过来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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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二天，王超继续去路边叫卖紫砂壶，我跟马汉去批发市场批了些袜子，摆在路边叫卖。
一天下来，紫砂壶没卖出一套，倒是袜子卖出了许多，可是利润实在太少。回去一算，只挣出了三人的饭钱。
王超马汉又是一通牢***，骂骂咧咧地称摆地摊还不如西关卖鸡蛋的老太太呢。
此后一周，我们我们批了各种各样的小百货，有纱巾，有皮带，女士包等，每天都在闹市区摆摊，最后算下来，利润只够我们的吃饭钱。
而屋子里已经堆满了大包小包的货。我清点了身上的钱，总共不到伍佰元。我心里暗暗焦急。
王朝马汉有点不好意思，吞吞吐吐说不想干了，实在太累，还挣不到钱，这段时间所有的费用都由我负担，怕再干下去，连我吃饭钱都搭进去。
看来这样下去的确不是个办法，也许我还不了解城市人的生活习惯，我对商品的定位和城市人消费观念在判断上出现了偏差，初来乍到，太不了解他们了。
王超马汉走后，我一头扎进报纸堆里，每天买好几份报纸看大量的招聘信息，白天奔走在各个招聘单位之间，晚上还得出去摆地摊，处理剩余的商品。
我消瘦了许多，中午一碗牛肉面，晚上回去煮一碗挂面，草草填饱肚子，又匆匆扛着包出去摆地摊。每天基本上夜很深才回来，又累又饿，一头扑倒便睡着了。
又一周过去了，我的应聘情况毫无进展，每次给中介机构交十元费用，他们介绍过去，招聘单位总是推三诿四，找各种各样理由拒绝，花去了一百多元应聘费后恍然明白，原来中介机构跟招聘单位沆瀣一起，专门欺骗应聘者，收取介绍费。
真他妈黑，这种昧心钱都赚。
身上的钱一天天减少，我心里非常焦急，满街墙壁上、公交站亭上、电线杆上贴出来的野广告，都成了我关注的目标。有天我看到电线杆上一个小广告，婚介所招聘一名懂英文的秘书，要求男性，年龄不限。我赶忙按着地址找过去，交了十元面试费后，我走进去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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